公元1276年2月，南宋政府在谢太后和宋恭帝的领导下，决定向蒙古投降。临安（杭州）这座曾经繁荣一时的国际大都市，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，就轻松地落入了蒙古军的手中。谢太后和宋恭帝的投降虽然让他们自己暂时免受战乱之苦，但却让那些忠于国家、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感到深深的痛苦与耻辱。

这些士大夫们难以忍受国家的沦陷和尊严的丧失，于是他们决定携带宋度宗的遗孤——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，悄然逃离了临安。公元1276年5月1日，在一众忠诚的遗臣的陪伴下，益王赵昰在福建福州登基，年号景炎，试图重建南宋的政权。

然而，福州的这次登基并未能让蒙古忽必烈皇帝忽视南宋的复国企图。1276年9月，忽必烈迅速做出了应对措施，派遣驻守两浙的蒙古大将阿刺罕、董文炳带领水陆两军兵分两路南下，进攻福建。而驻守江西的塔出、吕师夔则率领赣北的蒙古军，南下广东；湖南的阿里海牙也带领重兵进军广西。这三路蒙古军集结后，立刻开始了对南宋余孽的彻底围剿，意图一举铲除南宋的残余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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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后，蒙古主力陆续进入了广东、广西和福建三省，为彻底摧毁流亡政府，忽必烈再次下令将两浙的蒙古军分为三路，对福州实施围剿。董文炳、张弘范沿浙江东部南下，奥鲁赤、唆都则自浙江西部南下，阿刺罕则通过水路自宁波出发，三路大军同时对福州形成包围之势。

福州的流亡政府被迫作出了撤离的决定，然而，这一决定并非所有人都认同。在一次紧急的朝会中，参知政事陆秀夫明确表示反对，他质问丞相陈宜中，既然朝廷拥有十多万精兵，数十万民兵，且将领众多，为何不能在福州一战？他不明白为何朝廷要再次迁移，而不是坚守福州。陈宜中则解释说，蒙军兵强马壮，我方刚遭挫败，即便兵力不小，能打仗的却不多，因此应当避其锋芒，保存实力，再图北伐。

陆秀夫听后，转向张世杰低声问道：“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”张世杰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点头。最终，陆秀夫理解了决策，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圣驾将往何处？”张世杰答道：“暂时去泉州。”于是，朝廷决定再次启程，向南移动。

几日后，南宋朝廷从福州出发，开始了在东南沿海的漂泊，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海上朝廷。

1276年11月，福建沿海依旧温暖宜人，此时，世界上最大的帝国——蒙古的舰队停泊在泉州，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港口之一。几乎有万艘战船在海面上排列成队，数十万士兵驻扎在海上。眼前这庞大的舰队，便是南宋流亡政府的海上阵营。

此时，泉州港不仅是南宋流亡政府的避难所，更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。蒲寿庚不仅控制着泉州，还在家族的努力下，管理着中国东南的对外贸易。在宋端宗的朝廷来到泉州时，蒲寿庚登上了宋船，希望能促使流亡朝廷驻留泉州，待兵强马壮后再图复国。然而，张世杰和陈宜中心中有疑虑，他们认为蒲寿庚的举动并不纯粹，可能暗藏别有用心。

事实证明，张世杰等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蒲寿庚的家族早已对当时的天下局势进行了深思熟虑，早在朝廷舰队抵达之前，他们便做出了决策——大宋已无复国的希望，他们不愿为中原的正统之争牺牲自己。蒲寿庚深知自己家族掌控着东南亚的海上力量，以及泉州的经贸要地，只要保持这一地位，不论是大宋还是蒙古，他家族都会处于有利的位置。

在蒲寿庚试图借朝廷迁移之际与蒙古人暗中联系，谋求泉州投降的同时，张世杰和陈宜中并未轻易放松警惕。当蒲寿庚要求提供商船支援时，张世杰提出了千艘商船的请求，而蒲寿庚应允之后，张世杰和陈宜中反而觉得他有所依赖。

然而，蒲寿庚回城后却在泉州封锁了港口，并开始屠杀赵氏皇族和忠诚的南宋官兵。泉州城内一片血腥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海上朝廷的张世杰顿时愤怒不已，立刻指挥舰队开赴泉州，攻打蒲寿庚。尽管最终未能成功攻破泉州城，但蒙军的逼近使得局势更加复杂。

蒲寿庚虽然侥幸躲过了一劫，但这一切并没有结束。直至1368年，朱元璋推翻了元朝，建立了大明。在福建泉州，朱元璋对蒲氏家族展开了报复，对蒲寿庚进行了掘坟鞭尸的惩罚，并对蒲氏家族的后人实施了严厉的禁制。最终，蒲氏家族因其昔日的背叛与不忠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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